鲜为人知的民国泸州典当行业，一段关于金融行业的历史旧闻
江阳沽酒客按：民国时期泸州称为泸县，文中谈的泸县其实就是今日泸州，而不仅仅指今天的泸县。
典当业渊源甚古，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寺院经营典当业务。隋唐时当铺名为质库，脱离寺院而独立经营。宋代叫长生库，多以达官、贵族租钱开库。
明代当铺为主要信用机构，不单接受当物，兼营普通存放款和兑换铜钱。清代典当业更趋发达，光绪年间，典当业全国七千余家。在官银号及国家银行尚未设立之地方，国库及地方款项、官僚资金多存于当铺生息，民国时期社会舆论认为“典当之设置，一方面为营业取利，另一方面则负有调济贫民之责。其经济社会使命之重大，影响之普遍，较银行、钱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‘良’以中下层社会民众莫不视典当为救急之唯一机构也”。
如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泸县（即今天泸州）《时代日报》四版刊载仲子文章：“当铺是穷人浪子们的‘解救者’，它在阳光少见的地方，黑黝黝的、高高的柜台，挡着更使人看不见它内部的黑暗。但是我离不开它，我‘爱’它，因为我全家的生活，是眼巴巴地望着它以暂时的解救来等待我父亲每一个月的薪响。我不是一个赌徒，更不是一个瘾者。我是贫苦的青年，我虽然硬着心，厚着脸，每月含羞地进去，但在我心中交织着一朵挣扎的奋斗之花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银行在广大场镇、农村设立了信用社(站)，以调济金融，原有高利剥削的典当，即行停止活动。
清代和民国时期泸县典当业的兴衰
当铺为贷付营业之一种。前清时，当商必先由县署发给允许执照，始能开设。泸县城厢旧有泰亨、保和、悦来、祥福(后改为庆余)四典，原定当规：月息三分，以二十七月为满期。复又留当三月出号。
光绪九年，贫民以利息过重之故，哗噪鼓众生変。同帮公议，减为二分，逢一起月，按加利息，出入钱文均用十足，无扣底腰串，最为公平，人感便之。
后来泸州十乡各场，后有代当为之辅助，此业遂臻极盛。又有大监小当，系由军犯开设，籍以维持生活，利规与各大典相同，但以八月为期满。辛亥革命后，质当多遭兵灾焚劫。民国成立，营是业者，多无カ开设，以后改为质店，纯由商人经营，泸州城厢有公质店三十余家。
后以川中连年内战，屡遭损失，小农相继破产，经济日感枯竭，当者固多，赎者甚少，衣物过时，拍卖困难，营业资金大半冻结。而资金来源又多系拖款上架，因此负累日多。以前尚可多扣利息，籍高利以肥己注。后政府以典当为农村金融机关，关系贫民甚大，特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三分，(其实，三分的利息已是极高的了。）典当业更受限制。
再加以几次币制风潮：即民国十二、三年之银价风潮；民国十五、六年之杂板银风潮；民国二十三、四年之地钞风潮；受害者以典当业为最深，货币一出一入之间，往往差异甚巨，因此更赔累不堪。即以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之追压，典当业不得不与钱庄业同一命运，大幅度向下没落。
根据民国二十八年四川经济考查团报告书云：“泸县较稳定之大当店仅有恒通、义通、全盛荣、华通、徳详、固利六家，其余城乡场镇，经营此业者甚少。民国三十四年四月泸县典当商业概况报告表，记载为城内二十六家。通过搜集口碑资料，区乡场镇先后开设过七十一家。(未包括原属泸县管辖后划入合江县、纳溪以及泸州市的兰田、邻玉、罗汉、沙湾等场镇)。
民国泸县典当之种类、组织及其它
种类：泸县情况，典当业分典、当、质、押四种。大体以资本大小，取利厚薄，满期长短，纳税多寡四者而区別。惟典、当二者，在昔虽有差异，后则完全混同。质、押当较典当规模为小，质有所谓“公质店”，有官商合办者，“押”，普通称为小押当，资本甚微，营业甚狭，取利太高，病民实甚，当时在各城镇中，犹设立甚多，势力较大。
组织：典当业内部组织，较一股商店特异，组织完全者，按其事务之分配，约可分管理、拿称、理包、坐相、填票、小官等职。
何为管理？即为经理，专管店中一切事务，对内对外之应付，此种职务人选，多系董事或设股东兼任或另聘他人，是职薪水较高的。
何为拿称？即为会计与出纳，此专管银钱进出事务及会计事项，收当赎当钱，皆由彼一手清结，并将银钱进出帐目登记于帐上，所负责任仅次于经理，此项入选非有密切关系者，不能充任之。
何为理包？即经理每日当进之货物，在营业时间过后即依据质单存根号数点清，移入库内或装上衣架，并于每此架之下，给以条号，以后始易清获。尚使手续稍欠，将来稍以彼易此，产生许多纠纷，故该职务，必须经过学徒阶段，否则不能胜任。
何为坐相？又名“朝奉”，专司每日营业，如看货物，议典质价格，呼号码等，其责素繁，典当营业之盈亏，半视坐柜之人而决定。故各店对此特别注意，怕不慎重选择，如无当质经验者，亦不敢率然承任之。
何为填票？即按坐柜所收之物，将其物类、当价、号码等登录于当票之上。其字体最为特殊，(由映西花花字谱传来，故掌柜人称老陕)不易辨认非经长期学习，不能填写，盖以防止假造之散。
何为小官？即为学徒，专司取递货物及经管一切杂务之任，月有津贴甚微，三年毕业，毕业后视其成绩开任理包或坐柜。乃至管理某事。以上所述，系指较大的典当而言。质店或小押店，则用人甚少，皆为ー人数事，通常只二、三人，少押当甚至有由经理至学徒即为一人者，一般区乡场镇尚多。
典当业资本来源
典当业之资本可分三类：一为自己之资本，曰：独资，二为典当股东所集资。三为银行钱庄之放款，或私人存款。典当业资本大小悬殊，各有不同，民国二十八年前币值稳定，较大典当普通为ー、二万元，多至三万元者。质店次之。小押店则最小，有一、二千元者，有几百元者，甚至有几十元者。
民国三十年后，泸州典当业中拥有资本二十万元者六家，十万元者五家，因除自己或股东所出资本外，尚有外来之放款或存款，故架本(即典当资本之总额)往往超出其自有资本数额一、二倍以上。昔日盛时，典当之设，每多独资经营，集股而成者，颇不多见。无论规模如何宏大，资本如何厚实，皆由一人独自担负。非殷实富有之家，难以胜任。故典当之东家，有员外之称。后来独资创设者，已逐渐減少，一般较大典当，皆系合资组成。
当物之种类，就当时泸县而言。大体可分为四种：一为绸布衣服，二为被褥蚊帐；三为金银首饰，四为铜锡器皿。以当物之多少计，至于珠宝字画等物则极少见，要有这些的家庭不至于缺钱，除非家道中落，再说了泸州不是北京城没那么名人字画古董玩意。儿被帐衣物占十之七、铜锡占十之一二，金银首饰甚微，但金银铜锡价昂，衣服被褥等价贱，故以当出金额计，则被衣物只占十之五、六。货物分类有分天、地、人、和等类，编号各当有所不同。
当物之估价，大当与小当高低不ー。大当所信之价，较小当所估之价为高，以便小当转当时不致感到亏折，因小当资本甚微，就各当情形而般坐柜估价，皆须予计放款至满期变卖时，能售得本金及利息总数之最高额。
普通皆以一贯五为原则，所谓一贯五者，即值十当五之谓，惟货物之性质不同，亦酌量情形，互有参差，如金银首饰价高可当至九成，锡器皿因政府收售估价亦高。衣服被褥亦有打破一贯五之原则，乃抗战起后，布匹棉纱高涨之故。
典当估价尚有淡旺季营业之分，如年关、青黄不接为“上架时期”估价则贱。秋后为“下架时期”估价略高，平时常与物价涨落相连。据久事此业者之经验，每千元普通可当一千二百号，每号平均八角，小押当更小，每号二、三角，也不少见。(指民国二十八年时货值为例)。
典当利率和利息计算
国民政府曾规定典当利率三分，(每十元每月三角)在民国三十年前物价动荡不大时期，大当尚能维持，但实际已有高达六、七分者。民国三十年调查利率为质当三分，押当四分，代当四至五分，但往往自由面议。
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七日，泸县县政府虽有明文对典当利率严加管制，以免影响贫民生计，然则物价之暴涨，典当利率乃水涨船高。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泸县《正义报》刊登云：“昨日午后五时许，泸县典当同业公会召开会员大会，计到监理事及会员二十五人，由主席姜慎修主持，商议事项，典当业“子”金原为八十分，减为六十分”。可见利率之高，达何等程度。
典当业计息之方法通常三种：
一为对月，ー月二日当入，ニ月一日赎出，取一月息。
二为足月，即一月一日当入，当月底出赎，取一月利息。
三为逾月，则以日历之月份，过月即称两月。还有月不过五之规定，即超出五天即计一月息，更有朝当暮赎扣利息一月者，其日期多以阴历为标准。
当年，到当铺当物者，多因生活穷困、治病、婚、丧、欠债以及燃眉之急所迫；也有商贾拮据者，酒烟嫖赌者，多系流亡之徒。总之，当物者的生活也在饥饿线上，拿典当以苟活一时而已。
还是金融秩序正常以后，才是长久之道，这在当年是无法想象的。